相比于这种个人英雄主义，我的技术走的是集体主义的路线，即用多颗处理器协同合作，提高运算性能，其制造难度、稳定程度、维护费用，以及未来的性能成长空间，都要优于前者。”
唐焕斟字酌句，尽量用浅显而又形象的语言，来描述晦涩抽象的技术问题。
“那你的超级计算机，在世界上处于什么样的水平？”邓首长饶有兴趣地追问。
“如果根据单纯的运算速度来比较的话，去年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当属美国数据控制公司的CDC Cyber 205，运算速度达到了每秒4亿次；我去年制造的第一台超级计算机，是新加坡的星展一号，运算速度接近每秒3亿次；至于今年在国内制造的超级计算机，我有把握让运算速度超过每秒3亿次。”唐焕自信地看着邓首长。
“你的话里似乎有一个意思，超级计算机的好坏评价，并非仅仅运算速度一个衡量指标。”邓首长听得很仔细，敏锐地抓到了唐焕言谈当中所隐藏的含义。
“确实如此。”唐焕微微颔首，“超级计算机强大性能的奥妙之一，就是让指令并行执行，而这一点，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软件。”
说到这里，唐焕笑了起来，“我对于国内的计算机行业发展有一些想法，所以打算从您这里要一下支持政策。特区的环境确实不错，但在吸引人才落地方面，仍有不足。像我这样的高科技行业，越发深有体会。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从特区进入内地，得到更大程度的支持。”
原本时空里，中国要到1984年才宣布14个沿海开放城市，随之推出经济开发区的政策，中关村也在这一年开始风起云涌，但关于它的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概念，又要等到1988年才会出现。而届时，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的企业形式，也在法律层面上得到规范。
中国这个东方巨人便是如此小心翼翼地谨慎前行着，不过唐焕则希望在这种按部就班当中，为自己谋求一些发展上的便利，比如高新技术开发区的试点。
因为只有如此，国内人才方能没有后顾之忧地摆脱现有体制的束缚，进行民营方式的高科技创业，扩大这个产业的基本盘面。
毕竟，唐焕无法包办所有事情，他可以做为领头羊，来引导中国的IT产业尽量少走弯路，但却不能像现在这样曲高和寡地把独角戏一直唱下去。
举个最现实的利益相关例子，中国的电信、银行、税务等等应用领域，蕴藏着无限的商机，想要拿下这一类的业务，不仅要靠产品质量，还要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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