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天后，也就是八月十二日进场，十四日离场，第三场则是十五日进场，同样三天离场，完成全部的乡试考生程序。
每一场考试，是有其侧重面的，也是在考察一个学子某一方面的能力。第一场是考学生读书多少、读书的效果如何，这是最为关键的场次；那么，第二场在八月十二日，内容是“论”一道，三百字以上；“判语”五条：诏、诰、表、内科任选一道。这一场主要检验考生是否具备做官的基本条件。第三场在八月十五日，考经、史、时务策五道，可视为考安邦定国的见解。
杨继业研究过之前成功的范文，知道文朝的科考与明朝后期的八股文是两回事。考生在答卷上有更多的灵活性，但评卷时，老师们的分歧也会更大。
对于同一份答卷，有人给甲上很可能有人给丙等，这样的差距引发的争论和不公平，显然是存在也是非常现实的。明朝后期和清朝期间的科举，之所以要搞成八股文，最初的起因就是减少阅卷中的作弊。但后来的演化，使得八股文变成束缚生员读书的链条。
真正成长为大儒、大学生级别的存在，自然不同。这些人对经典研学大到一定的深度、广度，对圣人之言，圣人的情怀不仅仅是学习，而是用毕生的精力去践行。
就像后世的读书人，大多数人从小学、中学、大学，然后毕业上班，他们所看的书就是课本、课外几乎没什么阅读量，哪怕有一些阅读，也是由教师制定的统一洗脑所用的材料，没有自己的思想和反思。这样的人称为社会主体后，可想而知，会有什么样的社会现状。
又红又专时代，最为明显，而知新人长大、变中年、然后成为老年，几十年的观念从初中就固定下来了。因为，他们接受的教育、接受的灌输，就是那么些东西。对于与灌输相左的任何东西，那绝对是错误的。
任何时代，作为紧紧抓住掌控权的级层、作为操控其他人命运的级层，他们需要什么？
正如在历史上有名的句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同的人在理解这句话上，是有完全相反的意义。可以这样说，愚民者看到的自然是民可愚，尊重民者自然看到民重君轻。
对于这次科考，从杨继业自身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次考试但又不是决定性的考试。乡试对于杨继业，只是让文朝士林认可他，对以后自己要做什么，少一些阻力罢了。
有这样的心态，对杨继业而言，只要求考试通过，自然不存在多大压力。早早起来，也没吃东西，做几下小动作的身体活动，将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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