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的结果就是大家都饿死。哪里能活下去哪里就是家，任何风险也比不上大海的残酷，连大自然都不怕还有什么可畏惧的呢。
从这一点上讲，他们更像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故乡只是个精神依托，没有太强的实际意义。什么地方水草丰美什么地方就是家，只要利益足够多，改变起来没什么心理和文化上的羁绊。
但江浙地区是标准的农耕文明，在土地面前任何资产都是浮云，谁拥有了更多土地和佃户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富足。
而土地是无法携带的，也不能太远。和苏州地主讲，在越南有一大片肥沃的无主之地，只要去了就能发财，是毫无意义的。离家太远了，无法有效控制，因为想彻底拥有土地所有权，光有钱没用，必须得有权。
他们就像是大树，茁壮的程度不取决于树冠的繁华，而是要往地表下面看。谁的根脉扎的深、网络大，谁就能世世代代繁衍生息。
如果树下面的土壤养分、水源不足了，就把根脉继续向周围生长，去和其它树木争抢，不死不休，内卷是唯一的生存之道。
换一块肥沃的土地不成吗？太难了，古人说的好，人挪活树挪死。根系越庞大、树干越高大，更换到新环境里的存活几率越小。
农耕文明之所以称之为文明，是经历了几千年不断总结提炼的精华。放弃熟悉的一切还有几辈子人的努力，去做根本没见过更把控不了的事情，就像让大树挪地方。
所以新政再好，对于他们而言却无异于挖断了根脉，和抄家灭族的效果基本相等。即便知道对抗起来很危险，成功率还不高，也得硬着头皮上，没得选。
“说来惭愧，某在古田整日面对铜臭之辈，虽竭力抗争却孤掌难鸣。与其同流合污，不如急流勇退。”
张邦仁的情况和杨德周相似，他在福建古田任知县。当地不靠海，新政推广的相对较晚，刚开始没有受到太大影响，还能凑合做下去。
但晚不代表不来，当新政顺着闽江北上到古田时他就有点顶不住了，若不是同为宁波老乡的福建左布政使丁继嗣百般回护，怕是等不到今天早就被罢官了。
“齐庄、上方、叔田，丢了官职没什么可惜的，据我所知，近三两个月江浙各州府辞官致仕者不下四五十人。有道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昏君一意孤行，我等又能奈何？”
听着杨德周和张邦仁的抱怨，陆懋龙倒是比较冷静。他早在景阳五年就因为卷入谋反案被贬为庶民了，虽然怨恨并没随着时间减小，但火气已经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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