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了胜仗也未必舒服，战争刚一结束，许鸣的事情就一大堆，有部队战功的评定，有人事安排和调动，有对伤残士兵的慰问和战死将士的祭奠，其中最重要的，也是所有人都关心的，莫过于整个会战的战役检讨报告报告。
这份报告是评定各个作战部队，还有各个军官、将领的作战表现，不仅仅是针对第5军，也是针对整个邕宁参战的40余万将士，当然名义上这份报告还要经过白崇禧的桂林行营批准，不过凭借许鸣在这次会战中的表现，以及他实际指挥官的身份，行营也只会对极个别军队和将领的评定加以修改。
某种意义上，这是个优差，这份报告决定着无数军官的前途，也可以拉拢或打压一方，如果是有的人负责这个事情，比如陈诚，可能就会借此良机培育自己的势力。
不过许鸣轻易放弃了这种做法，他让各个军长提交各自部队的战役检讨报告，然后让杜聿明负责昆仑关战役的审核，宋希濂负责邕钦路会战的审核，这种做法，是放弃了本身的权力。
这倒不是许鸣有多大方，许鸣本身不算是一个多热衷于权力的人，但更重要的是，两世为人的他看透了一些东西，权力这个东西，不仅仅是拿来用的，也是可以放弃的，有的时候，放弃权力，意味着得到更多。
不过许鸣马上遇到了一个难题，参谋程子远从广东回来，带给许鸣一封信。
信是张发奎写的，里面一大堆客气话，末尾隐晦地提到：希望许鸣能帮第64军求求情。
“刘参谋长，您看我该怎么办？”许鸣感到很难办，叶肇的64军差点崩坏了整个战局，而且部队被击溃，不出意外的话，第65军将会取消番号，集团军司令叶肇和军长陈骥极有可能被军法审判。
许鸣的意见将决定叶肇和整个第64军的生死存亡，给张发奎面子，叶肇和第64军保存下来了，可公平和公正又何在？奖惩制度的实施，又怎么能受人情和感情的干扰？
但是实话实说也很麻烦，中国在当时还是个人情社会，哪怕是几十年以后也是如此，拿张发奎的第4战区来说，他并没有支援广西战役的责任，但是在旧州失守后，张发奎一口气出动了3个军，几乎将广东的兵力抽调一空，在日军有可能登陆广州的前提下，张发奎这么做是极为难得的，更不用说，张发奎还响应了许鸣的“烈风敢死队”战法，搞得日本海军十分头疼。
历史上的桂南会战，张发奎的广东部队可是在打酱油，这次你对张发奎不讲人情了，下次他是绝对不会支持你许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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