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枪声跑,总能追上国军,在枪林弹雨中历尽千难万险,九死一生。逃难中,高秉涵被好心的老乡救过,被国军救过,也被解放军救过;国军劝过他回家,解放军劝过他回家,他也多次打算回家,但一想到母亲 “国军不回来你就不要回来” 的临别嘱托,就又一次次地打消了回家的念头。在福建时,高秉涵曾被一个寡妇收留,寡妇一次次将其藏匿,躲过了国军的找寻。寡妇要他做儿子,他也想做她的儿子,从此结束亡命生涯,过上安稳日子,可一天夜里,181师与他要好的士兵还是找到了他,他又回到了181师。1949年10月16日,高秉涵在厦门海滩随国军拼命挤上了最后一艘军舰,离开大陆只身去了台湾。
高秉涵到台湾后,先在高雄的难兵营里混日子,因吃不饱肚子,经181师541团荣团长介绍,到台北投奔马团长。可高秉涵找到马团长的军营时,看见马团长因通共嫌疑被人抓走了。高秉涵就这样流落台北街头,成了孤儿。
初到台北,身无分文的高秉涵先靠捡垃圾果腹,又以洗车活命,后来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当上了台北火车站的叫卖小贩。1951年4月,在偶遇的老家菏泽小学校长的帮助下,高秉涵考入台北建国中学初中部夜间班。初二时,高秉涵在朋友的介绍下,成为台军政工学校卫生所的一名卫生员。当了兵,有了津贴,生活的压力小了,高秉涵半工半读顺利地完成了初中、高中学业,并于1957年考入台军“国防管理学院法律系”。高秉涵得到过无数人的帮助,终于由一个懵懂少年长大成人。
军校毕业后,高秉涵被分配到台军金门军事法庭任军事法官。他审理的第一个案子是一个厦门籍老兵夜晚乘坐汽车轮胎偷渡海峡回大陆的“叛国案”。上边已经定了调子,要判死刑。一周后,这个兵被判处死刑。老兵是1949年去药店给母亲买药途中被抓壮丁来台湾的,临刑前,老兵从贴身口袋里掏出当年为母亲买的那包药,求高秉涵将药装进瓶子中投入大海,也许能漂到厦门岸边,被好心人拣到送给他的母亲。这件事对高秉涵的触动很大。
回家无望,高秉涵又在台湾娶妻生子。原本以为有了个人的小家就可以减缓思乡之苦,事情却不是这样,思乡成了高秉涵的一种病。1973年,高秉涵离开军界,在台北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成为一名律师。
一次,一个持有阿根廷护照的同乡回大陆后绕到台湾与同乡见面。分发完一些家乡特产后,就开始分发家乡的泥土,每人一小勺。高秉涵由于亲自分发被奖励两小勺。他把一勺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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