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弥补缺憾她将那首“孩子们的合唱”也一并附上了。这首诗已经发表，高毅将它从杂志上剪下，用胶水贴在信的末尾，并说明是写给他的。
她粘好信封，下楼寄信。在她家附近就有一家邮局，门前竖着一只绿色的邮筒。
是走进去寄挂号（这样比较保险）还是直接投进邮筒？高毅颇费踌躇。如果寄挂号势必要写明自己的姓名住址，这样就有暴露的危险，因此最后她还是走向了邮筒。
她将信从邮筒宽阔的扁嘴塞进去，一只手捏着信封的一角，有那么一瞬间她的勇气几乎全部丧失。后来她松开手指，那信便掉向深处。她似乎听见那信落地时咚的一声——一切都无法挽回了。
她像傻子似的在邮筒旁站了很久，看着热闹的马路上车来人往。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人们忙于自己的事务，目的明确，来去匆匆，并没有人关心她为何站在此地。高毅设想过如何央求邮局的工作人员从堆积如山的信件中取回她给凯科斯的那封信，当然，也只是想想而已。
接下来的一周她不知道是怎么度过的。计算信件往返所需的时间，恰当估计可能耽搁的种种因素。除了每天数次察看信箱，更要命的是还得照常去学校参加每周的政治和业务学习。当她骑车进入校园与同事学生点头招呼时，拿不准此刻凯科斯是否已经收到了她的信。或者她给他写信的消息已传遍了学校，除她之外的所有人都已经听说了？然而她最怕见到的还是凯科斯本人。以前她期望这种巧遇，而现在唯恐避之不及。他收到了她的信，或者没有收到，两种不同的情况要求她做出不同的反应。正值赤日炎炎的夏季，高毅却感到脊背阵阵发凉。她像逃离前线那样地逃离了学校，回到家中，喘息未定。楼下的信箱依然是空的，凯科斯的回信还没有来。这时她想起董靡靡的英明之处：直接接触虽不能保证成功，但至少可以免去听候判决的折磨。要是那封信如石沉大海，凯科斯永不回答，她将如何处之？这样的结果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回信终于来了，高毅没有马上拆开。她拿着那信在灰蒙蒙的楼梯上攀登，犹如做梦一般。突然间她变得迷信起来，认为在楼梯上拆信结果一定不妙。她跌跌撞撞地来到室内，故作轻松地将信仍在桌上，锁好房门，甚至还在炉子坐了一壶水。她在沙发上稍事休息，这才拆开凯科斯的回信。
确切地说，这并不能算是凯科斯的回信，信封里除了她给他写的那封信外什么都没有。他没有给她写一个字，除了信封上收信人的姓名住址。按照她与他的约定，这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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