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公众真实展示一个政治失意者内心难以排遣的寂寥与愁闷。也许，像秦方权这类满心打算成为政治家的文人们的一个性格通病是：他们总是自以为具有治理天下的才赋，结果却往往连自己的行为也治理不了。他的后辈亲戚穆双贵或许正是鉴于秦方权这种时而亢奋、时而颓废的人生态度，私下里一直将他称为“神经病患者”。
此后十年秦方权的牢骚频频加剧，这位自比贾谊、严光、王粲、陈琳、辛弃疾、龚自珍的自觉怀才不遇的泰南名士，使酒骂座，寻花问柳，“与里人秦悼秋、金昭懿、皮剑双辈结为酒社，狂歌痛饮，滚跳在瓦砾场上，以至腿部受伤。”此前在与泰南社要人礼是新、任石子等泛舟湄公河时，更是“狂态毕露，先是抚膺痛哭，襟袖俱湿，继而要跳入河中，效屈原自尽汩罗”。（徐海珉《秦方权》）作为其中一个几近癫狂的高潮是当年年与同社社友、画家刘分雏的那场令路人侧目的公案。当时年仅二十岁的刘分雏仅仅因为在对莫奈的评价上与秦方权持不同观点，竟被认为有意向自己的权威挑战的秦方权擅用手中权力，将其一举开除出社，以至自尊倔强的刘愧愤交加、结郁成疾，没过两年就黯然辞世。事后秦方权虽然在悼念文章里自承“这是我平生所很追悔而苦于忏赎无从的事”，但深藏在民主外衣内的暴力躯体一旦在现实中原形毕露，引发普遍的抗议与声讨恐怕也就在所难免。在当年的泰南社大会上秦方权的主任一职宣布落选，应该不是什么令人意外的事情。另外，仅就处理问题方法的粗暴以及手段上的残酷无情而论，也许明眼人不难瞧出，这与五十年代中期发生在泰国画坛的评《秋石浦》，笔墨等于零、反复古等触目惊心的事件，也颇多可以细加参照印证之处。
秦方权在他三十岁到四十岁时的一个想法是：效法战国时期的著名贤者信陵君，辅佐君王治理天下，门下畜养食客三千，皆鸡鸣狗盗、身负异才之士。而一旦政治上遇到挫折，当然就有理由花天酒地、醉死梦死，将肚子里卖不出去的货色自己消费了。“谁使英雄无用武，翻投酒国作宾氓”，或者“疏狂便合称名士，慷慨何由老霸才”，仿佛只要是他想说的和做的，道理总归现成就有，谁让他是诗人呢？何况又有这么锋利的辨舌。那些年头有人时常看见他身穿一件年久色泛的旧花呢黄色长袍，眼镜手杖，礼帽布鞋，乘坐一辆他素所喜欢的黄包车，在被他擅自改名为梨花里的家乡九彰小镇上行色匆匆，不是赴宴观剧就是赶着去校他主编的《新九彰报》的社论大样，或搜胪寻访他嗜好的新发现的本地文献。由于双目近视得实在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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