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的意图去研究，这样才能按部就班的打好基础，医学研究是最注重理论基础的，这个基础不打好将来就没有办法快速发展，所以那些跨时代的研究成果都被我刻意的埋没了。
听我说道发现了人体血液内的红细胞，枝叶上的脉络，还有血管，上皮组织等等名词后，吴有性已经对这个显微镜极为神往了，若不是疫情还没有控制，他就要催着我打道回府带着他去看那个显微镜了。说起来真是天赐良缘，这一年里杏林书院在生理学和解剖学上发展的十分迅速，唯独是在微生物和传染病上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这可能是辽东没有发生疫情，传染病很少，没有得到这些人的足够重视，更重要的是，这些人中没有像吴有性这样的一代宗师，看问题作事情自然受到局限，不过他们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我已经很高兴了，这毕竟只是个开始，随着杏林书院在平壤大学安家落户，这种发展会更加迅速。
这一晚，我并没有说太多关于传染病方面的东西，尽管吴有性再三追问，我也只是说刚刚开始，才发现了细菌，至于这些细菌是如何致病的还不清楚。这些自然要有待吴有性将来的研究，跳跃式的发展不是好事，让他以后自己慢慢去琢磨吧。这一晚我也对吴有性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这个老头风趣幽默，但是却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明代的多次温疫流行，尤其是万历八年的那次鼠疫，对吴有性触动很大，那时他也就我这么大正在山西行医，正值瘟疫流行，有的因失治不及期而死，有的妄用峻补、攻补失序而死，更有的医家见不到，急病用缓药、迁延而死，比比皆是，这使吴有性痛心疾首。当时医学界“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简古书”，导致了投剂无效的现象，强有力地推动他思考，使他决心探索温病。
好不容送走了吴有性，这番彻夜长谈下是我下决心要把他挖到我的平壤大学，在那里凭借着良好的学术气氛和先进的仪器他的吴氏瘟病论才能发扬光大，留在中原只能被淹没，历史是最好的证明，我不允许这样的一代宗师后继无人，他的学说就此荒疏无人问津。
吴有性一走，我已经困的不行了，倒头便睡，直到第二天一早，徐志林派来的衙役来接我到三垛去赈灾。和他同来的还有一个叫做赵献可的郎中是配合我这次赈灾的，陈实功、吴有性和我分别被派往疫情最严重的三处灾区赈灾，其他的郎中则被分派下来，协助我们，本来我是不想带着阿巴亥一起去的，可是有不放心把她一个人放在驿站，只好带着她一起去三垛，这被同行的赵献可看作是一件十分荒唐的事，哪有赈灾还带着老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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