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有时候我真的觉得做制片人远比做演员还要累，演员只要把戏拍好就行了，而制片人什么都得管。”
“你得学会放手。”陆晨笑了笑说道。
从柳施施的语气之中，陆晨也听得出来。
这段时间她的进步还是挺大的。
能够真压住徐光头和吴蓥，虽然这里面有他的原因，但是能够在剧组毫无波澜的情况之下拍完《我不是药神》。
足以说明柳施施成长了不少。
隐隐的已经有成为柳老板的潜质。
“这部电影……”
柳施施问道：“你准备把它放出国门吗？”
陆晨摇了摇头道：“放在国内就行了，没必要，有点得不偿失。”
这是实话。
这段时间国内的导演好像都很热衷为外国市场拍电影。
虽然这实际上是和当前华国文化界、知识界的主流思潮是有直接关系的。
诚如有的学者所言：“在国内当前主导的思想和知识视野是所谓‘回归世界主流文明’，这种观点简单地将丑国定位为‘文明’”。
因此，不论是持何种观点的文化人，也不论是官方还是个人，都以“国际学者”的头衔为荣，都以参与学术和文化的国际贸易为荣。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从来都不甘于寂寞的电影人又如何能够免俗呢？他们很自然的就会以好来坞的标准为标准，以能够在国际上获奖为最高目标。
他们对奥斯卡奖的渴盼程度，其实是绝不亚于冷宫中的宫女对皇帝“临幸”的渴盼程度的。
在这样一种心态的支配下，他们拍出来的电影会尽量迎合谁的口味，也就不言而喻了。
那么，在华国的文化界、知识界，这样一种思潮为什么又能够占据主流呢？
很多人的回答是：古已有之。
华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有一种依附权贵的传统，封建时代自不必说，
“学得文武艺，售于帝王家”，
近代以来也仍然如此，依附性这一特征从来就没有真正消失过，只不过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依附不同的权贵而已。
现在是全球化时代，丑国老大是最值得依附的，所以大家都费尽心思揣摩丑国人的口味，难怪之前有人猜测国师的《英雄》是专门拍给小布什看的呢！
其实，很多电影是没有全球上映的资格的。
“怎么，有人找你们了？”陆晨有些好奇的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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