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亲情，有的只是赤果果的利益。光清兄，咱们多占一块地，多迁走一个汉民，契丹人就少一个种粮食的农民，少一大片粮田。到了过冬天的时候，契丹人就会杀牛宰马，以便度过难关。”
“主上，下臣明白的，大国无义战。早一天把契丹鞑子赶出幽蓟，我中原大汉子民，就早一天过上安生的好日子。”刘金山目光炯炯的说，“下臣不是那等愚腐的酸儒。他们只知道引经据典的说教义理，却不通经济，不懂稼蔷，对国家而言，他们形同废物。”
李中易不由微微一笑，刘金山毕竟是他的老部下，非常了解他极其务实的禀性。
好，很好，很强大，李中易最需要的文臣，便是懂经济，知庄稼，通人性的循吏。
想当初，翁同龢与李鸿章之争，贯穿于整个晚清的始终。
翁和李，分为帝党和后党的中坚人物，他们之间的矛盾，最早其实是从私人恩怨开始的。
翁同龢的家庭，称得上是咸、同、光三朝的大儒世家。翁同龢的父亲翁心存，以及两位哥哥翁同书和翁同爵，都是清朝的重臣。这翁家四父子里，有四位进士、两位尚书、两位巡抚、两位帝师，可谓是炙手可热，光宗耀祖。
咸丰八年（1858年），翁同书出任安徽省巡抚，同时给钦差大臣瓜尔佳·胜保帮办军务。翁同书上任后不久，驻跸的梁园被攻陷，即移师到定远。不到一年，定远又被太平军攻陷。
定远城破后，清廷许多官员都因此殉难，而翁同书却独自弃城逃跑，这成为了后来曾国藩参劾他的一大罪状。
“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是否有当，付乞皇上圣鉴训示。”
李鸿章替曾国藩代拟的奏章里，写的这段话，险些断送了翁同书的性命。这件事，直接导致翁心存气急交加，很快就死了。并且，翁同书虽然侥幸活命，却在发配地新疆，也病死了。
从此，翁同龢视李鸿章为死仇大敌，必欲除之而后快。
这个典故，在历史上赫赫有名，属于典型的因私害公，李中易想不知道都不可能。
大致相同的例子，还有所谓的清流党领袖——张佩纶，因为无能害得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悲剧。
李中易一向讨厌只动嘴炮的所谓清官，这些人当榜样竖立起来，完全没问题。若是让他们去处理国家大政，那简直就是自己找虐的傻X行为。
在李中易的认识当中，千里做官，不为权势、不为钱财，难道真的是为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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