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鲜后来居上，并处在征服者的地位时，能够长时间地在朝鲜问题上未与日本发生任何利害冲突，并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偶然性的结果。应该正视在这些现象背后存在着这样的事实，清处理在朝鲜与日本相涉关系问题上有既定的政策，即采取审慎克制的态度。这一政策应起源于努尔哈赤时代就开始的对日本的认识。1626年皇太极继位，1627年出兵朝鲜，但丝毫未扰及釜山的“倭馆”；1637年皇太极亲征朝鲜，虽然曾指令朝鲜“通信日本”“导其使者赴朝”，但最终也并未强制朝鲜执行。与此同时，清始终对日本保持有一定的防范意识。虽然清始终对朝鲜以“倭情叵测”为名修筑内地城防严加管制，但是“釜山等地已为许筑”。31 1639年清派赴朝鲜的使节风闻“（日本）听命于中原，将欲出来”的消息后，立刻关照朝鲜边关“凡有消息，皆即通报沈中”。321644年春夏之交，清军已大举入关与明军及李自成部逐鹿中原，朝鲜派赴沈阳的使节“所赍倭情咨文，呈纳于兵部，则承旨者传其帝命曰：‘倭情可虑，须严饬边备，不忘战守之具’云。”33此时已是清顺治朝摄政王多尔衮执政的时代了。在关键时刻日本始终处在满清最高统治者的政治视野之内，这应与其对东亚国际政治关系的清醒认识有关。尽管如此，但仍应该承认直至入主中原，并建立起全国性的中央政权，清始终没有十分强的来自于日本的压力感，除了对自身力量的自信外，还应该解释为此期清对锁国中的日本的政治外交立场的了解和把握。
那就兵部的名义发布公文，与蜂拥而上的人群海蜇相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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