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高扬笑了，那笑容里有沧桑，也有透彻：“因为我们已经尝试过，都是徒劳的，我们不想再浪费时间和资金。黄先生，我们曾经交过两次手，失败的都是我们，从务实的原则，我们不想第三次失败。”
他顿了顿，声音低沉下来：“更重要的是，我经历过濒死，然后被这个理论拉回来。这让我对生命、对医学、对商业的意义，有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商业的成功，最终应该服务于更伟大的目标。而引领人类医学进入系统时代，就是一个足够伟大的目标。我希望巨头集团，能在我的任内，完成这次转型。这或许是我能留下的最有价值的遗产。”
“最后，我想借用中国一句名言——天下之事浩浩荡荡……”
这番话里，患者的感恩、企业家的野心、以及对生命意义的重新思考、迫于现实的无奈，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种复杂而可信的动机。
会面持续了四个小时。双方就框架原则、潜在风险、底线问题进行了深入、甚至激烈的探讨。黄佳才的谨慎与原则性，里高扬的务实与远见，在碰撞中逐渐磨合出相互理解的轮廓。
最终，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但达成了一个关键的口头谅解：双方将各自组建团队，基于今晚讨论的原则，在三个月内起草一份详细的《全球战略合作框架意向书》。在此期间，巨头集团将先行采取一系列“善意行动”，包括公开更多支持性数据、撤回在某些争议监管提案上的支持、并利用其影响力促进其他药企与监管机构的务实对话。
临别时，里高扬再次握住黄佳才的手：“黄先生，我知道信任需要时间建立。我们不会催促。我们会用行动证明，巨头集团是值得信赖的务实的伙伴，而不是又一个试图控制科学的资本。”
黄佳才点头：“我们拭目以待。”
返回到南都之后，黄佳才将此次会谈向杨平详细汇报。
“教授，您觉得……他是真诚的吗？”唐顺问道。
“至少目前看来，是的。”黄佳才接过话，“但真诚会随着时间、压力和利益变化而经受考验。他个人或许真诚，但他身后是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有董事会，有股东，有复杂的利益网络。”
“那我们还继续推进吗？”陆小路问道。
黄佳才很坚定：“推进，但要更谨慎，法律条款要无比严密，制衡机制要深入骨髓。这是一次机会，也是一场冒险。系统调节理论需要走向更广阔的世界，我们需要国际资源和平台，但我们必须确保我们的核心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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