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肠道菌群构成有关。
“这不仅仅是STING基因突变那么简单。”杨平对着屏幕自言自语，“整个系统都偏离了平衡。”
他调出乐乐的饮食记录，由于长期服用激素和免疫抑制剂，孩子的食欲很差，吃得很少，而且有明显的食物偏好。这与代谢异常数据吻合。
杨平在笔记本上勾勒出一个初步的治疗框架：极低剂量的特异性STING通路调节剂；针对性的营养支持方案，纠正代谢失衡；益生菌和益生元干预，调整肠道菌群；温和的免疫训练策略，重启失调的调节通路；每个部分都需要精细计算和密切监测，任何一点过度干预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十点，杨平召集了乐乐病例的小组，包括免疫学家、代谢专家、临床营养师和数据分析师。
“我们需要在两周内完成治疗方案的详细设计。”杨平在白板上画出系统关联图，“关键是要找到各个干预措施之间的‘甜蜜点’，既能产生协同效应，又避免相互干扰。”
“教授，这需要大量的计算模拟。”数据分析师说，“特别是代谢与免疫的相互作用，现有模型不够精细。”
“那就建立新模型。”杨平说，“用乐乐的数据作为起点，但也要借鉴其他类似病例的公开数据。我们需要知道，在这个九岁孩子的身体里，各个系统是如何对话的，或者为何对话失败了。”
会议进行到一半时，唐顺敲门进来，低声说：“诺奖委员会的先遣团队到了，在接待室。他们想简单看一下主要实验室，安排下周正式考察的路线。”
杨平看了一眼时间：“你去陪同，我这边结束后过来。”
“好的。”唐顺离开了会议室。
接待室里，三位来自诺贝尔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正在等待。为首的是一位五十岁左右的瑞典女士，自我介绍叫艾尔莎·林德奎斯特，负责颁奖典礼和获奖者事务。
“杨教授在开会，由我陪同各位参观。”唐顺用流利的英语说，“我是唐顺，杨教授的科研助理。”
“很高兴认识你。”艾尔莎微笑，“我们不想打扰正常工作，只是需要了解你们的工作常态。另外，委员会主席卡尔森教授特别嘱咐，他希望看到真实的研究环境，而不是特意准备的展示。”
“这正是我们教授的要求。”唐顺点头，“请跟我来。”
他们首先来到蒋季同团队的实验室。透过玻璃墙，可以看到里面正在进行实验。楚晓晓正专注地操作着流式细胞仪，完全没注意到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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