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没有联合阵线，没有统一口径。日本的佐藤率先表态：“我们愿意作为首批合作伙伴，负责日本的生产落地，我们已经准备了详细的方案，可以将生产成本降低25%以上。”
德国的施耐德紧随其后：“我们在欧洲有最完整的医生网络，可以在六个月内培训超过一千名医生掌握K疗法的患者筛选和管理流程。”
美国的汤普森犹豫了一下，但最终说：“如果FDA在里高扬案例后启动正式审批，我们愿意与BG一起承担北美地区的临床试验组织工作。”
一家接一家，六巨头先后表态。
普惠框架，这个一个月前还被他们集体抵制的方案，现在成了不得不接受的现实。里高扬的治疗就像一块试金石，也是一个活广告，证明了技术的有效性，也证明了中方的技术控制力——他们不依赖任何人，因此可以制定自己的规则。
会议结束时，黄佳才宣布：“下周锐行将正式启动全球合作伙伴招募。所有申请者将按照统一标准评估，首批合作伙伴名单将在三个月内公布。同时，我们将公布普惠框架的详细实施细则，包括定价公式、数据共享机制和质量管理体系。”
代表们离开时，表情复杂。他们知道，自己正在见证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在这个时代，技术领先者不再仅仅是供应商，而是规则的制定者；而传统巨头不得不学会在新规则下竞争。
一周后，里高扬开始了K疗法的第二阶段治疗。
这一次，过程平稳得多。他的免疫系统已经经历了第一次“训练”，反应更加可控。治疗后48小时，影像学检查显示，肿瘤体积缩小了15%。
罗尔夫站在观察室里，看着监护室里的里高扬，脸色已经不像刚来时那样死灰，眼中也有了神采。昨天，他甚至表示想看看窗外的风景。
“杨教授，”罗尔夫在会后找到杨平，“如果治疗成功……他还能回到从前吗？”
杨平想了想，诚实回答：“肿瘤造成的神经损伤是不可逆的。即使肿瘤完全消失，他可能也会有部分功能障碍，这是无法回避的，所以这种治疗也有自己的黄金窗口，但是我们从目前的志愿者治疗来看，留下后遗症的概率不大，即使有，也会比较轻微。”
罗尔夫沉默片刻，然后说：“那就够了，活着，就有希望。”
那天晚上，黄佳才来到医院。他没有进病房，只是透过玻璃看了眼里高扬，然后与杨平在聊聊天。
“美国那边压力很大。”黄佳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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