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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秋，国家对“科幻”的批评，与“清除精神污染”合流。批评的基调也从姓“科”还是姓“文”，转变为姓“社”还是姓“资”
她还记得中科院某位院士对譬如，中科院某院士如此批评电影《星球大战》：“西方科幻很多是写未来社会的。它们按照资产阶级利益、资本主义制度的利益来推测未来世界……
他们写的未来世界包括星球大战，这个星球大战完全没有科学根据。星球大战是一个星球的生物在侵略和压迫另一个星球;即使人类开展了星际航行，甚至跑出了太阳系，他还是要到那里去进行剥削、压迫，去和其他有智慧的生物互相残杀。
这样说来，剥削制度是永存的、宇宙性的。他们所描绘的未来世界就是星球大战，或由一个星际帝国好像封建皇帝一样统治其他星球。……但对我们来讲，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类作品对我们有什么用呢?”
这些话，历历在目。
现在，所有的出版社都不敢出版科幻图书，只有像《科学文艺》《智慧树》两家杂志勉强度日。
而且听消息说《智慧树》不久也要停刊，全国科幻类读物的出版量从一年近百册几乎骤降至零。另一方面，许多业余从事科幻创作的作家们只好离开了这一阵地，而惟一的专业科幻作家叶永烈迫于压力应聘于上海作协担任专业作家，改创作传记文学。
另一位，《飞向人马座》的作者郑文光结局更惨，突发脑溢血，失去创作能力。
一方面缺乏好的科幻作品，一方面又要考虑各种因素。
就如同这篇《诗云》如果在刊登这篇，会不会给《科学文艺》带来灭顶之灾？
这是她作为社长兼主编必须认真考虑的。
“对不起，夏红军同学。”杨筱最后做出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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