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借此修复华夏传统文明中的几个薄弱环节。
华夏文明源远流长，自上古时期开始，先民们就热衷于将形意结合。无论是语言文字，还是其它各种艺术形式，往往并不注重准确还原事物的本质属性，而是在此基础上进行提炼整合，并赋予其深刻的精神内涵。
这与古人对客观世界的认知能力有限有关，在简单粗浅的认知基础上，人们的主观想象却是无穷的，可供发挥的空间更大。长此以往，这种偏差又反过来严重制约了人们认知客观世界的观察分析能力。
到汉代，儒家思想的独尊地位得到确立后，这种趋势就更加难以得到扭转，脱实就虚的情况愈演愈烈，很多学问技能都失去了其原本应有的功用。
绘画雕刻不追求准确描绘对象，拳法武艺不强调克敌制胜。专注于探究事物本质的人，则多被贬为匠人、武夫，严重阻碍了人们探寻真理的能力与意愿。
另一方面，这个时代的人们只能在凭感官可以直接观察到的现象基础上进行思考，并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所以古人往往对质变很敏感，而对量变缺乏足够的认识。而度量衡体系正是研究量变的先决条件，也是以数学方法解构客观现象的基础。
完备的度量衡体系，可以为人们探寻未知领域提供极大的便利。由此人们就能通过不断的研究探索，最终揭示出客观世界运动变化的本质。
本来这些认知都需要人类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之中去不断摸索分析，才能逐步总结出来，而华夏的传统文化环境与社会环境却又严重禁锢了人们思维能力的发挥，使得思想上的突破迟迟不能出现，直到万历这个穿越者的到来。
万历自穿越过来以后，通过反复思考，得出的结论就是：如果大明能够挺过几十年后的危机，这层认知上的隔阂迟早也会随着外来文化的涌入而被捅破，但到时候不仅大明社会环境会因思想观念的分裂而陷入混乱，而且有可能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从而错过地理大发现这一关键的历史契机。
既然这种作茧自缚的局面始终无法靠自身来打破，那就不如自己出手，主动加以引导，让世界观的转变过程更加顺利一点，带来的收获也更加丰富一点。
《制图新法》这部书虽然早已到了张四维手中，他经过仔细审阅，也只是觉得这书中的内容会对工商手工业产生影响，根本意识不到其背后的深远意义与万历的真实意图。所以他才将这书稿当做讨好皇上的筹码献上，至于万历后来提出的财政预算新法，他却还在一拖再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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