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价格双轨制造成的经济混乱，是可以接受的痛苦，这几年直接的经济增长数据可以为证。然而，现实中，拥有企业生产规划权，和拥有计划内产品分配权的人，往往都是国家干部，甚至是高干子弟。当人民群众发现价格双轨制导致了损公肥私的结果，并且肥的都是怎样的一群人时，人民群众的怒火，必然开始酝酿——信息不对等的人民群众，没有办法去统计那些损公肥私的人究竟占了整个群体的总数的多少，人民群众只能看到身边那些损害国家利益却有大摇大摆逍遥法外的人究竟是属于哪个群体，只能得出当初那个身先士卒搞建设的领路人变成了苟且营私顾自己的坏榜样的结论——无论这样的结论有多片面，一旦在人民群众心里生根了，整个国本，就开始动摇了。”
毕文谦平静地说着不平静的话，目光渐渐转移向了眼前的电话上，脑袋也稍微那前面伸过去了一点儿。
“所以，我们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候，决不能醉心于仅仅停留在经济模型上，停留纸面上理想的理论。充分考虑多数人现有的受教育水平、平均操守境界，以及现有的信息集散和处理能力，是必须做的先决步骤。脱离这些现实而提出具体的政策的人，要么是在象牙塔里学傻了不接地气的巨婴，要么是别有用心的坏人，要么……根本就不具备足够的专业水平。”
“不过，这些都只算是小层面的问题了，充其量算是战役层面的得失，离战略还有距离。在分析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和国家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的优劣时，真正决定性的系统性问题在于，经济体越庞大，信息就越复杂，良好运行所需要的人才，科研水平继续发展所需要的人才，在数量上会几何性的增长——此时，对待教育的态度，就分了高下。”
“我在爱尔兰对大晓琳说过，虽然话有些冷酷，但却是冰冷的现实：现代社会里，能够参与投入高效生产过程的人，是资源；有能力参与高效生产的人，是潜在资源；没能参与的人，是负担。”
“在科技不够发达的时代，不管多数人死活的国家资·本主义，很容易战胜管所有人死活的社·会主义，因为那是极其沉重的负担；而在科技足够发达的时代，社·会主义必然碾压国家资·本主义，因为国家资·本主义培养不出足够多而合格的人力资源。从这个层面来看，苏联崛起的代价之一，是乌克兰上千万的累累白骨；新中国崛起的代价之一，是将近三十年来，全国人民都饿肚子。嗯，这么说起来，相比钢铁大胡子，咱们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强得多了！”
自顾自地从嗓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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