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既不公平，也不科学，但如果只是三到五年，那么能够习惯艰苦的生活，并且做出成绩的人，不就是国家最需要也最应该进一步培养的人才吗？每年的大学毕业生，有几十万，随着国家不断发展，这个数字，会快速地增长，如果这个构想能够实施并持续下去，大西北的语言和风俗的问题，是一定能逐渐解决的。而另一方面，我在思考教育改革的问题时，看过国家之前的一些相关文件。我们不是有不少高考加分的政策吗？我觉得，对于一些民族的考生，加的分数，可以更多一些，翻一倍都可以研究研究，但加分的依据，决不能只看户口本儿，那样一来，恐怕会让很多群众主动去想办法改户口本儿了——我们应该做的，是把民族考生的加分资格，和普通话水平联系起来，水平越高，加分越多，这是一个门槛。而且，加分不能是无缘无故的利益——那样只会让利益受损的群体怨恨，而获益的群体也不会真正感恩，只会得到一个斗米仇的恶果。所以，我们可以规定，所有选择享受加分的考生，毕业之后，必须回到当地，从事普通话普及和移风易俗的相关工作，至少10年。”
“归根结底，发展生产力，是全中国人民的利益所在，这既是目标，也是义务，什么民族什么的说法，绝不能凌驾于其上。新中国建国以来，就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任何对某一个民族无条件的优待，本质上都是在延缓中华民族凝聚的步伐。都说干部是骨干，是先锋，对于干部的要求，自然比群众更高——这是无可置疑的基本要求。正因如此，在客观上，要求最严格的民族，其干部的比例，也应该是最高的。这才是符合事实，符合发展生产力的目标的结果。”
“所以，对于那些原本就已经在精神上脱离了时代的进步，其根深蒂固的世界观只会对我们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大道起反作用的人，即使对他们解除了管制的状态，也绝不能任由他们占据干部的岗位，特别是那些具有教育性质的领域。对于整个大西北，我们应该起草一个新的全面的文件，阐述清楚国家的四项基本原则和发展生产力的坚决态度，绝不能让别的群体或者组织在中、基层，掌握本必须属于国家的经济、制度、教育的分配权、行使权、解释权。”
又说了一席话，毕文谦把杯子里的水喝干了，一边起身续杯，一边继续说着。
“第五，关于京城中小学的教育改革，教材的更新的问题。我愿意参与，但眼下，既然陆常委希望海选早点儿出一点儿人们看得到的进度，那我还是把时间花在这上面吧！
“——这，就是第六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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