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一个合理的答案，其实不止一个。很简单地说一个好了——成本。”
“没错，治理国家，需要成本。随着整个国家的规模越来越大，以前的制度，收益的增长渐渐被成本的增加所超越，新的制度就有了出现的必要。这就意味着，国家的承重轴，是随着发展，越来越粗的。”
“承重轴粗了，置于其中的个人，在数量上，自然也就多了。那么，这些人是否真的合格？是否真的能承重呢？”
“这就是一个教育资源的问题了。如我以前提出过的，一个长期稳定的国家的国力，可以通过考察经济、制度、科研、教育四个指标，来进行换算，最终衡量。那么，一个时代的面貌的本质，我们也可以通过考察其整个社会能够长期稳定教育的精英数量规模来分析。”
“仓颉造字，文字的发明，把教育的成本历史性的降低了。继人猿相揖别之后，人类文明又进了一大步。有计划的精英培养，成为了可能。夏商时代，巫祝盛行，他们是文明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但究其绝对数量，以及所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始终是极少的。周分国野，国人都有了成为精英的可能，虽然精英传承的稳定性增加了，但绝对数量并没有飞跃。战国废国野，大量原本的贵族、国人子弟丧失传统的政治、经济利益，被迫在国与国之间奔走谋求，上到变法的无双国士，下到鸡鸣狗盗的门客，士这个中国独有的阶层出现，虽然精英的绝对数量仍然没有飞跃，但思想的交流碰撞有了历史性的突破，中华有了百家争鸣的璀璨，这也奠定了中华文明傲立世界的基础。从西汉初年的发明，到东汉蔡伦造纸术的完善，两汉时代的教育成本逐渐有了第二次历史性的降低。以支持给王莽加九锡的事件为例，在不长的时间里，朝廷收到了487572人的上书，这个精确的数字，来自于《汉书》的作者班固对政府档案的核对。有上书的能力和权力的人，必然是被国家承认的知识分子，在汉代必然属于精英。即使我们相信当时王莽的支持率是100%，这也意味着，当时整个中国的精英人数至少在50万这个数量级——这是一个极为珍贵的历史数据。要知道，以汉代的生产力规模，全国一共也才几千万人口。换句话说，古典军·国主义制度下，文明能够培养的精英数量的极限，大约就是50万。”
“50万，看上去很多，但放在中国这样的体量下，其实是太少。在这个极限下，教育资源的传承在宗法制度的凝聚下自然地形成世家。所谓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即使显然对皇权的稳定有威胁，却也无可奈何。皇权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