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这种精神回报的价值，总是会从紊乱趋向于统一。就像所谓的‘人民的心中有一杆秤’，荣誉体系，可以说是这杆秤上的砝码。”
毕文谦没有给刘三剑太多消化的时间，身子微微扭动了一个更惬意的坐姿，就继续说道。
“这就意味着，面对的生存成本的峰值越高的集体，对于荣誉体系的必要程度也就越高——毕竟，荣誉体系并非像货币体系那样明确，既容易被扭曲，更容易被摈弃，如果没有生存的压力，不承认别人对自己的协助也不会受到自己害怕的惩罚，那么，荣誉体系很容易就会崩坏了。”
“这也是为什么，在教育不够普及的古代，越是远古的时代，重义轻生的典故越多，秦汉三国时期甚至成为民风；而越是临近现代，负心的案例越常见，甚至在清代的《增广》里颇有不少糟粕的东西。原因，无他，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存成本的峰值对于人类的威胁程度，越来越低了。而我们新中国，却是一个中国史上，对集体荣誉重视的一个高峰。为什么？你是军人，你应该知道，新中国自建立以来，就是在一穷二白，强敌环伺的条件下挣扎生存的。自然条件的生存成本降低了，人为条件的生存成本却居高不下。如果我们不提倡荣誉，而任由人与人之间，人与国家之间，建立单纯而明确的物质、货币关系，那么，整个社会的实际运行成本，会大大增加——真那样的话，说不定，新中国已经灭亡了。”
这一次，毕文谦停顿了比较长的时间。
“……可是，刘三剑，如我一开始说，荣誉体系，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价格；我以前还说过，计划经济的难点，在于全局规划的复杂性，其所需要的计算能力，规划水平，对现在的中国来说，高不可攀。那么，如果我们始终强调单纯的荣誉体系，能否保证这个体系在人民心中的价值长期稳定呢？逐一去看新中国成立以来，一年年的历史，我不觉得我们做得到，这不是和平时期能够维持的。至于为什么，这事儿就不适合说的太细了，那不是我们现在的级别能左右的了。”
“在改革开放的阶段，就像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一样，荣誉体系和货币体系，也应该相互结合起来。只强调为集体奉献的荣誉，长久不了；只强调个人获取货币的价值观，会让国家背负沉重的运行成本。我今天提的这个方案，其实，是很粗糙的。但正如你察觉的那一点——荣誉，有货币化的潜在可能。但是，刘三剑，你要牢记，人的需求，从必要的角度来说，物质需求远重于精神需求；但在充分的角度来说，物质需求却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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