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文所阐述，83年时译定的所谓流行音乐，是一种错误的翻译。严格地说，那应该叫商品音乐，是一个相对比较狭隘的领域。而真正的流行音乐，应该是广大人民群众既可以传听也传唱的音乐形式。而我们这个比赛，注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具有官方性质的，拥有全国规模的，并且拥有面向全国观众的物质条件的，关于流行音乐的竞技性比赛。广大的人民群众，必然会以我们这个比赛所下的定义，来作为他们心中对于流行音乐的相关定义的参考标尺。所以，我们的中国青年歌手大赛，如果只着眼于由一群专业评委，在划分明确的不同唱法大类里，各自为国家选拔出一批优秀的青年歌手，这样的格局，未免显得小家子气了——唱法的划分，是为了让青年歌手，以及更多的普通热爱流行音乐的人们，更直观、更有效率地学习与提高演唱水平而确立的，而不是为了画地为牢，强行把广义的流行音乐割裂成不相往来的几个部分！那样既会造成擅长不同唱法的歌手之间的疏远甚至对立，更会限制住歌手探索一首歌最适合的唱法时的思路。”
“我们的李广羲老师为什么会坚持自己的思路，坚信《祝酒歌》是一首难得的佳作，敢于文责自负，最终让这首歌传遍大江南北？我们的朱逢薄老师为什么能够在钱蔓华老师已经将《啊，故乡》这首歌唱得比较成功时，采用不同的唱法而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
“如果我们这一次比赛，给全国人民和年轻歌手们造成了三种唱法割裂的第一印象，那么，将来如果有一首歌，原本更适合用民族唱法来演唱，却被首唱的歌手采用通俗唱法公开演唱了，那将会就埋没多久，才会有人重新发现更佳的处理方式呢？更进一步假设，如果将来有一首歌，最适合的唱法是美声与通俗唱法的有机结合，那些从小被灌输了美声和通俗唱法是不通融的观点的年轻歌手们，还能够把这首歌演唱出最佳的效果吗？”
“所以，我的第一条建议是，三种唱法的划分应该存在，但歌手参加哪一种唱法的角逐，由歌手自己决定。并且，留出第四条通道，不划分唱法的通道，让认为自己创造的唱法比较特殊的歌手可以走到最后，哪怕这条通道的名额极少——个人初步建议为两人，依各位评委的意见，授予特别奖，或者暂时不授奖。与此同时，三种唱法的名列前茅的歌手的奖项，分别称为一、二、三等奖，如之前会议所明确的，一等奖一人、二等奖两人、三等奖三人。三种唱法一共18人，加上主动不划分唱法的2人，一共20人。通过电视直播向全国观众公开，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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