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资治通鉴》竟被他当场背出了一半，针对文官刁钻的看法，王先生也给出自己独特的见解，许多的看法竟让当今圣上，当朝内阁大学士都表示赞同，如整本《资治通鉴》着重于政治与军事的着墨，对于经济方面记载不多，如载“租庸调制”仅“初定租、庸、调法，每丁租二石，绢二匹，绵三两，自兹以外，不得横有调敛。”二十余字，《通鉴记末本末》只收录两则与经济有关的史料，至于文化、艺术、宗教谈得更少。还有司马公对人有不公平之心，难以为与汉朝司马迁比肩，这个观点太过新意，立即引起了不少文官的讨伐，但王先生不急不躁凭着自己过人的才学愣是当着满朝文武百官说出了三点来，其一，项羽的垓下歌、刘邦的大风歌等，《资治通鉴》皆不取，但对于“诗赋有所讥讽”者则采之，如卷一百四赵整作歌、卷一三四百姓为袁粲作歌。杜甫这样的人物，甚至只提到一次。柳宗元是政治人物，文学地位虽小于杜甫，司马光却把他的《梓人传》、《种树郭橐驼传》两篇大作收录起来。
其二、《资治通鉴》写白居易很多，因为他是翰林学士，多次上书，时时评论朝政。晚唐藩镇割据，朝廷姑息，司马光对杜牧的文章十分欣赏，曾将《注孙子序》、《罪言》、《原十六卫》、《战论》、《守论》五文摘入《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四。又如韩愈，乃文起八代之衰，积极捍卫儒家道统的文人，但却对其学术文化贡献只字不提，只收录其《谏迎佛骨表》及《送文畅师序》。
其三、《资治通鉴》又专记鸠摩罗什译经，却不记玄奘译经，又详细记载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以及唐武宗三次大规模的禁佛毁佛事件；记陈群的九品中正制，却不记隋代开进士科取士，凡与政治无关者，多不录取。这不是偏心是什么，众官儿平日里诵读《资治通鉴》的的倒有不少，可目光多半停留在历朝历代对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赞美，以及本书对于政治、军事得失的认可上，谁也不曾去留意，被王振当众说出来，虽说不服，偏偏反驳不得，经次一番比试，王先生先生之名声传遍宫中每一个角落，便是外廷不少官儿也在暗地里称赞了一声不负先生之名了。
可以说，在辅佐太子读书上，王先生算是下过了一番苦功夫的，就授课而言，他自问比不上。
太子年纪虽小，但见识却要高出众孩子太多，加之这两年来在王振这位严厉的老师刻意栽培下，一本《资治通鉴》倒也学了一小半，较之外廷的那些官儿，这一小半或许不算什么，可对于一个七岁的孩子来说，就不一般了。今日王先生授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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