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处理南方融合上，李唐的手段几乎是差不多，大唐建立之初，唐朝的南方，同样分布着众多的民族势力。
但在那个时期，南方边远地区尚处于发展的滞缓阶段，族属分化不十分明显。
唐朝立国后，南方大部分地区随着萧铣的投附而归顺政府，岭南地区亦以其头人冼氏附唐而得以顺利地解决。
与北方比较而言，唐朝在南部几乎没有动用大规模的武力。唐朝军队的调动和征用，几乎都在北方。
事情很清楚:北方，特别是西北，分布着几支成熟的民族势力，它们的存在比唐朝还要早许多，北方政权的成熟和完善，使其发展与中原王朝不相上下。
唐朝征服北方和西北势力，构成了前期的重要内容，他们的民族观念，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
上文太宗华夷一家的所指，主要集中在北方民族。太宗在征服东突厥之后，就如何安置突厥降户的问题，朝臣虽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但最终将他们安置在灵州（治回乐，今宁夏灵武南）至幽州（治蓟县，今北京城南）之间的长城地带，其上层人户则被安置在都城长安等城市之内。
唐朝之选择长城沿线安置突厥降户，一方面考虑到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和习俗的保持，另一方面则更利于中央对他们的控制。
为安抚外来的降户，唐朝势必要作出妥善的安排，这样才有利于维护政权和国家的稳定。
于是，各个不同民族势力之间差别的泯灭和彼此之间的求同存异，就成为王朝追寻的目标。
处于这种情势下的民族观念，自然是华夷一家或彼此不分了，这种开明的民族意识，使得汉人心目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就大为淡薄了，‘严夷夏之防’的思想亦不十分严重，这就为减少民族隔阂、增加少数民族的向心力创造了气氛。
唐朝番臣、番将殷庭，《新唐书》特置《诸夷蕃将》类传，就是证明。
唐太宗所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依朕如父母’，这话儿虽有些作秀的成分，但不可否认，大唐的民族政策之开明则的确堪称历代之冠。
天宝之前，唐朝不断出兵征服四境各族，对于这些被征服者，唐朝大多采取安抚政策。
如唐太宗征辽东，掳得高句丽百姓一万四千口，本当分赏将士，
“上愍其父子夫妇离散，命有司平其直，悉以钱布赎为民。欢呼之声，三日不息。”此外，唐朝对于非汉族人才也大胆地予以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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