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相倚恃，形成“共治”架构。宋初完善法制，提倡依法办事，奠定了“共治”架构的稳定基础，大明不管愿意不愿意，这种体系没变，皇帝通过科举制度，从天下取得他们认为能帮皇帝治理国家的人才，而这些人才通过学习圣人之言，学得治国的道理，从而逐渐走向自觉，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从而早就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思潮。
他们信奉，谏官虽卑，与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庙堂之上，与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谏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谏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谏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且身体力行，自永乐后，这种局面就越来越明显，朝廷的权利，随着读书人的地位不断的提高，实则已经对所有的阶层开放了大门，既然文官集团以及士大夫阶层中的绝大部分人都已经成为了私人工商业集团的利益代言人，那么他们从自己所在的集团利益出发，在朝廷之上，必会为其所代言的利益说话，从而获得更大的好处，晋商当初的义无反顾的资助他们，凭借着他们源源不断的财力，使得他们在大明官场的厮杀中，逐渐脱引而出，一步一步走向高位，从而掌握朝廷的话语权，帮他们说话。
商人最大的利益，除了利用天时地利人和外，其实赚的还是朝廷的税收，晋商地处山西，算得上是一个穷地方，其税收本就不高，从洪武之时，朝堂里就时有话权之人，为其说话，让山西一地的商业税一低再低，可以说晋商的商业税收，算是大明所在地里最低的一派了，能有这个效果，说到底还是晋商这些年不断努力的结果，他们资助的官员，饮水思源，对晋商投桃报李，在莫大的好处面前，他们已经维护商业了，甚至本身就是商业集团的利益代言人，所以他们才坚决维持低商业税的政策，竭力阻挠一切试图增加商业税的行为！明代农业税收低、商业税更低，而晋商的商业税收，竟在长时间里税收不升反降，其秘诀莫不是在于朝廷有人帮着说话，仗着这一便利，晋商几乎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西洋。从南自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坂、神户、长崎、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有些商人甚至能用蒙古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俄语同北方少数民族和俄国人对答如流。可以说，从蒙古草原上的骆驼商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