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方案，以解决军队的军需供给。晋商迅速抓住了这一个腾飞的机会，‘山西行省言：大同粮储自陵县、长芦运至太和岭，路远费重，若另商人于大同仓入米一石，太原仓入米一石三斗者，给淮盐一引，引二百斤。商人鬻毕，即以原给引目赴所在官司缴之，如此则转输入之费用而军备之用充矣。从之。’这其中的好处不言语而了，一来，召商于大同、太原仓所纳米的数量，同朝廷所支给的淮盐盐引，当存在相应的比价关系。
二来，朝廷支给淮盐引数，则是对商人支付‘转输之费’即脚价的补偿，其盐价当远高于脚价，否则召商运盐恐不能行。
三来，商人转输的‘米’，当是朝廷于陵县、长芦征收积储‘复行秋粮’即‘官米’，并非是商人所购之米。随着开中法的推移，由于盐粮价格悬殊，以及边方实行米粮采买制，才可能出现商人购米，晋商从中获取的好处可以说历代商人中最大的，洪武四年三月即规定‘山东、山西盐课折收棉布、白金赴大同易米，以备军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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