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多的数字可以看出，如瓷器上，民窑发展非常快，容量也比官窑大的多，以青窑为例子，官窑每座烧盘，碟样器二百多件，尺碗三十多件，大覃十六七件，小酒杯五六百件，而民间青窑每座可烧器皿千余件”。景德镇陶瓷业中一般民窑的窑身和每窑产量要比官窑大3-4倍。明后期景德镇3000座窑中，官窑仅有几十座。崔、周、陈、吴4家民窑的产品畅销中外，质量远远超过官窑。这时京郊门头沟煤窑很多，官窑只一两座，余皆民窑。在以往受官府控制最严的制盐业，也开始慢慢放松了。
丝织官手工业，每年5。6万匹的造解任务，并不是很大的，北宋宋徽宗时每年从江西一路和买的绸帛就有50万匹，并且这个造解任务(指明代每年5。6万匹)并未完成，有时完成不到一半。……等等，这无疑在告诉他，在这个商业逐渐兴盛的时代，堂堂的大明王朝，竟没有从这巨大肥肉之中，获取半分的好处，国家随着商业日益繁荣，竟是愈发贫穷的可悲局面，不免让人奇怪。
第二点，从年轻皇帝最近一系列的举动上看，这位年轻的皇帝显然是从中看出了好处，只是在他这个位置上，一旦设计商业，免不了被鼠目寸光的老学究，尤其是那些言官骂做祸国殃民的罪证，他虽是皇帝，但这个罪名太大，也不是他能背得起的，再者，这些商家的背后，有那些人撑腰，他不是不知道，说到底这天下是他朱家的不假，可也是天下官员的，他不过是这些官儿中最大的罢了，如果为了这点利益，伤了官员的心，与朝政反而大大不利，所以这事儿只是一步一步的来，在一个合适时机下，慢慢的展开。
第三点杨峥看得最明显，也是最仔细，便是对祖宗规矩的打破，按照这份邸报上来看，商业在朱元璋时就已定下了调子，这位农家出身的皇帝，于商业没什么好感，定下“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洪武九年，山西平遥主簿成乐任官期满，州府考核结果以其‘能恢办商税’为由，褒其进京朝见皇帝，结果遭到皇帝的批评：‘税有定额，若以恢办为能，是剥削下民，失吏职也，州考非是’，反而‘命吏部移文以讯’。洪武八年三月，‘南雄商人以货入京，至长淮关，吏留而税之。既阅月而货不售。商人谓于官，刑部议吏罪当纪过。上曰：‘商人远涉江湖，将以求利，各有所向，执而留之，非人情矣。且纳课于官，彼此一耳。迟留月日而使其货不售，吏之罪也’。
明杖其吏，追其俸以偿商人’永乐时明政府进一步放松了对民间税收的管制，‘婚娶丧祭时节礼物、自织布帛、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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