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进吊。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巫祝不先，桃茹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岂不快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无任感激恳悃之至，谨奉表以闻。臣某诚惶诚恐。“
太监的声音不大，但一来御书房里人数并不多，二来此时三人全神贯注，所以听得清清楚楚，黎利与汉学的水平不高，此时听这文章从朝廷的利益上，将佛教大肆诋毁，什么“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意思是说，佛教背弃纲常名教，有碍国计民生，不合文化传统，务必予以排斥。这无疑与他的心思不谋而合，更为显著是，为了达成排佛目的，文章提出了儒家的”道统”，把它作为民族文化的主线，以与佛教各宗派的传法世系相对抗。他自认得了儒学真传，以继承和发扬从尧舜到孟子的道统为历史使命，要效法孟子辟杨、墨的精神来辟佛、道。基于此，特别推崇《大学》的理论体系。《大学》将治国平天下列为头等大事，并与个人的道德修养联系起来，而佛教提倡出世主义，既违背封建伦常，又否认国家至上观念，所以佛教是不可容忍的，算是说到了他骨子里去了，登时双眼一亮，心道：”往日只觉得范文巧汉学不如阮鹰，今日一见只怕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阮鹰的汉学胜在博学，精纯，文笔锋利，但论及眼光，对朝局的把握上，阮鹰就不如范文巧了，不然也不会落得如此下场了？“
除了文章通篇让他满意之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末尾的一番话儿了，古有齐王好紫衣，而一国尚紫，百姓不堪其费，此帝王之表率也，不可不察焉。予闻之，僧众不入户籍，而赖四方布施，此若半国之民耽于劳作嗷嗷待哺也，安能有如此之天国乎？昔战国大争之世，儒家如丧家之犬，而治天下莫如忠孝礼义，此术业有专攻也。佛教本非治国之用，而以为社稷之大学，国将何往也？又所谓灭佛者，非佛教之肆虐泛滥也？佛教有大功于人心安定，等闲帝王家安得擅灭？必佛教之猖狂令国将不国，不得不灭也。三武灭佛，皆以其先王之世佛教误国，而正风气、明法令也。若予于萧衍之后，亦当灭佛为是。此匪系思想之争，特为国家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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