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替集中兵力的作战方针，违背了我军战略持久，战术速决的基本原则。放弃诱敌深入的方针，而搞“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造成严重损失，使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根据地。
就这个事情，张国成读历史研究生时就作过推演，得出的结论也是这般，因此眼下一读，很是赞同这个观点。
至于《决议》指出的政治问题，即“左”倾机会主义者提出“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没有利用敌人内部的第一矛盾冲突、拒绝援助福建事变、丧失了打破“围剿”的良机一事，张国成心底也有认同。要知道，蒋某人前四次围剿红军，每每失败，那可是既有外因也有内因的！而第四次反围剿先前失利、后来成功，就因为有福建事变的因素在影响蒋某人。如果第五次围剿发动时，这个事变处理得好，张国成相信，绝对有助于粉碎第五次围剿的！
至于《决议》指出的在战略转变和实行突围问题出现的情况，张国成更是深有感触！《决议》说，在战略转变和实行突围时，“左”倾机会主义者同样犯了原则错误。“在苏区内同敌人拼命抗战、大量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退出苏区变成了一种恐慌失措的逃跑的与搬家式的行动。在干部中群众中关于这种战略转变没有解释，组织庞大的后方机关使行军作战受到困难，使所有的部队变成掩护队”。说实在的，张国成对这个问题最有印象，因为他是深知这个问题的。在通道时候，他大骂中央领导，就说到了这个问题。
《决议》的另一点，也是最为张国成所关注的，即肯定了以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要求红军迅速完成从阵地战到运动战的转变，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为创建新的根据地而斗争。不用说，这一点是最为重要的，也是水到渠成的。感叹一回这历史还是在按历史的正常轨道前进，一边看《决议》后的附件。
头一个是毛主席临行前跟他说过的，即中央已经确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改为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第二个是改组了党中央领导机构，推选为*。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张国成熟悉历史，一下子就发现，眼下这个附件表述的史实与历史稍有些不同的。正史，毛主席军事指挥权的最终确立是分三步进行的：第一时段，他没有参与军事指挥，仅是进入了常委，增强了话语权，其时周恩来为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第二时段，即遵义会议后不久，决定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的帮助者；第三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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