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以前，新人嫁娶一直都遵循聘礼多于嫁妆的准则，娘家给女儿装备嫁妆也是尽力而为。而到了北宋时期，人们开始追求奢侈的嫁妆，士大夫之间甚至出现了相互攀比的现象。公婆们在给儿子挑选儿媳妇时，第一衡量标准就是女方嫁妆的多少。世家大族之间的联姻，女方家族闷声投资，男方家族欢欣鼓舞。
汉朝时，若家中比较富裕，会给女儿准备一份丰厚的嫁妆；唐朝时，家境比较宽裕的父母，基本上会将男方送来的聘礼还给女儿当作嫁妆。到了宋朝，嫁妆却跟着水涨船高起来，其原因不外乎两点：
一是宋朝法律保护已婚妇女的私人财产，无论是丈夫还是公婆，都不可以私吞女方带来的嫁妆。《宋朝事实类苑》中提到，如果寡妇改嫁（也就是方仲永挂了，晏溶月改嫁了。呸呸，晦气），可以名正言顺将嫁妆带走。《袁氏世范》也记载了：“作妻名置产，身死而妻改嫁，举之自随者多矣。”
二是宋朝的士大夫阶级，希望通过巨额的嫁妆缔结良好的姻缘。换句话说，娘家希望用足够丰厚的嫁妆维系两个家族之间的联系，即便是嫁了女儿，也希望在将来得到女儿、女婿甚至是外孙的帮助。所以这份属于两家的“共同财产”，也是女方父母为自己留的后路。现实一点说，晏殊、王益之于方仲永也是如此。
无论是富裕人家还是普通人家，如果没有早早给女儿做好预算、提前存款，等她到了适婚年龄时将会无人问津。
范仲淹在初订《义庄规矩》时规定：“嫁女支钱三十贯，再嫁二十贯，娶妇支钱二十贯，再娶不支。”
苏辙在为女儿置办嫁妆的时候，卖了曾经购置的一块好地，得了9400贯给女儿做嫁妆。苏辙的确长了面子，但是私下里写日记时还是暗戳戳地写下了“破家嫁女”四个字。
苏辙官小，最高的职务不过是短暂任职的从三品的御史中丞，薪俸与晏殊的参知政事差老鼻子了，仅仅花了不到万贯就心疼不已。
晏老泰山就大方多了，看看晏溶月列出的嫁妆清单：汴梁城外田庄一座，现银五千两，头面首饰若干，四季服饰若干，丫鬟婆子若干，护院仆人若干……
尚未到达京城的王益也不甘示弱，提前派人送来了礼单，内容几乎一模一样。只不过他家在汴梁没有庄园，把临川老家的一处田庄过户给了王凌薇。虽然价值略低，但胜在面积够大。
不知道两位老泰山是否会心疼嫁妆，但方仲永是非常地开心了。起码，两位娇滴滴的娘子不会受委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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