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的中国人对“星期日”才停留在认识阶段。
时间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一所在洋务运动创立的高等学府——福州船政学堂，率先给学生放假过星期天。究其原因，则是要照顾外国教师的作息习惯。当然，这也算是开了先河。
随着戊戌变法的推动，各地的新式学堂陆续成立起来。由于“西学东渐”之风的盛行，一些新式学堂章程中明确规定了全校师生星期天休息的制度。不过当时还很少有“星期日”这个称呼，通常以房、虚、昴、星四字代替——这是根据中国的二十八宿值日法推算而出的。
除了新式学堂，一些与维新变法相关的社团也实行星期聚会或休息制度，即每逢“房、虚、昴、星日”为休息日。经过多年的潜移默化，以星期为时间周期的观念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已被中国社会所接受。
高务实为了给自己找补，也把“房、虚、昴、星”的说法拿出来忽悠，并将这四日之间的时间称之为“周”，算是提前两百年搞出了中国的“星期”制。而这一切意外的根源，就是为了掩饰《京华周报》、《燕京周报》里头的“周”这个概念。
其实京华一开始在舆论口办的报纸挺多，但高务实在这件事上面没有采取京华一贯的垂直管理模式，而是玩起了“养蛊”——一下子创办二三十家报刊，然后放手让他们自由竞争，看谁能活得下来，最后在不同类别中挑一个最强的留下，其余废弃。
这几个不同类别中佼佼者在此后既要坚持自身发展的比较优势，又要在高务实有大动作之前进行先期舆论铺垫，还要不时对舆论进行悄无声息的引导，甚至在万一出了什么事之后干些转移舆论焦点乃至洗白的勾当。
朝廷的确有邸报，但那玩意儿理论上是只有官员能看到的，覆盖面简直小到离谱，根本起不到“舆论口”该有的喉舌作用。
高务实多年前就搞出了报纸这项新兴产业，只不过这些东西的发展也需要一个过程——还记得早年前京华通过京师各处茶馆的“茶博士念报”来推广吗？现在多年过去，念报居然成了大明各地茶博士们的一项重要业务，说起来也是很有意思了。
当然，“念报”业务蓬勃发展主要是因为当前民间的识字率太低，读书人无论是否有功名在身，自然都是选择自己看报的。事实上，仅京师一地，京华这几大报社已经各自拥有了五到八万的固定销量(当然其中的销量重合度肯定也不低)，让高务实惊喜不已。
有什么高兴的呢？当然高兴，这意味着仅仅京师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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