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高务实都已经思考二三十年了。如果站在一定的高度来说，除了早就谈过多次的商税、开海、藩禁等问题，那主要还有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不重视技术手段。具体又包括专门的经济知识和法律制度。定额税收制度的确立使得许多技术性细节问题变得无关紧要。一个好的税收制度和地方税额应当是具有弹性的，但是定额制度却使得这些都不存在了。
二是财政理论与实践相背离。在明朝财政管理中，思想偏见，责任感僵化，行动范围分割，官员俸给过低，对于实际情况了解不足，公共投入不足……所有这些原因使得国家根本无力动员帝国的全部财力，其所能控制的资源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明朝官定税率的低下，造成了民众税收负担不断上升的同时，朝廷偏偏没拿到钱，都被中间的官僚、豪绅夺取了。反过来由于明朝的名义税率过低，导致公共投入非常小，朝廷除了维持一条大运河和宫殿修缮外，几乎就没有其他公共基础建设了。
而且财政收入的紧张又造成官员的俸禄过低，以至于官员贪墨横行，在税收之外任意课征。朱元章采取残酷的政策惩治腐败，却仍然无法阻止问题的发生，不得不说明贪污腐败不仅是一个伦理道德问题，而且有其制度上的原因。
三是明朝财政具有明显的消极性。朝廷主要关注的问题是它自身的稳定，因而明朝的财政从来都不是从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来考虑问题的。
唐朝和宋朝的财政制度实际上要比明朝发达，因而唐宋两代朝廷的经济能力都要比明朝强大许多。但是唐宋给明朝最大的启示，就是地方势力太大会影响中央朝廷的稳定，所以明朝从一建立就采取了消极性的财政政策，使得地方无法拥有足够财力来对抗中央朝廷。
然而，明朝在通过地方财政的软弱和中枢高度集权解决了地方朝廷分裂倾向问题的同时，也造成了中央朝廷自身财政动员能力的虚弱，因而一旦遭遇外族入侵，很容易就因为打不起仗而灭亡了。
正当高务实开始怀疑王家屏是不是突然有兴趣研究大明财政体系的根本问题时，王家屏亲自打破了他的幻想。
王元辅在一脸欣慰地夸赞了高务实“施政持重”之后，忽然话锋一转，道：“我就说日新善理财，果然是一针见血……你方才说‘大量非法利益聚集在一起，一定会形成利益集团’。这句话我就十分赞同，而且我还知道，此事如今已然初见端倪。”
所有人都听得一怔，甚至包括高务实在内，大家都开始揣摩王家屏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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