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作用也很大。比如某件事皇帝如果坚持要搞，那么无论你舆论如何反对，该搞还是得搞。但是一般而言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见，真要是有的话，那就是大礼议、国本之争这种档次的争议了，几乎是皇权与文官集团的直接冲突。
收拢财权这事不至于会如此，因为这事归根结底是文官集团内部的争议，是实学派与心学派之间“大政府”和“小政府”之间的争议，皇帝处于高高在上的调停者角色，稳坐钓鱼台。
高务实显然是一个“大政府”制度的支持者，经历过后世红朝崛起的他，深知在很多时候一个强有力的“大政府”之重要性。
以前他在党校进修的时候其实也对这个问题稍有涉猎，比如他知道汉文化传播到欧洲后，最让欧洲学者困惑的问题，就是无法理解“仁义”的真正含义，因为仁义是基于社会层面的，而社会是西方狩猎宗教文化所没有的东西。
狩猎经济只需要个人层面的自发组织，对个人而言，那是主动的、自由的。而农耕经济才需要社会组织，以应对自然灾害，那是被动的、强制性的。
而另一方面，对于宗教文化，人与上帝(或者说自然层面)之间更不可能有一个中间环节，哪怕是基于个人层面的，个人与上帝之间的桥梁——教会组织，也被认为是多余的，500年前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就给废除了。所以西方人不能理解、也更不能容忍个人与自然(上帝)之间存在一个中间环节(社会)，更不能理解这个中间环节的重要性。
至于人的精神层面，那就更不存在了，因为在那里，只允许存在对上帝虔诚的信仰。如果有例外，那也只允许有一个，就是赎罪。因此，基督徒面对复杂的世界，只会、也只能考虑两个因素：神和契约。
西方也有人群的意识，因为人群客观存在，但那叫群体，而非社会。
社会与群体的区别，就类似兄弟与朋友的区别。社会中，兄弟之间的关系是客观的、被动的、是不可选择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哪怕是打得头破血流、哪怕是成为仇人，都得一锅吃、一炕睡，必须包容、没有自由。
而群体中，朋友之间的关系，则是主观的、主动的、是可以选择的，和则聚、不和则分，充满了自由。
没有社会意识，关于人类的存在和组织形式就必然发生扭曲，这才有了法国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这个所谓“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石。其实这个东西并不复杂，也算不得高端，它的本质就是个人让渡部分权力和自由给国家，换取国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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