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如果是文官手里有这东西，那可就大大的不同了。丹书铁券之上一般会直接写明一些特权，比如“除谋逆不宥外，其余若犯，免尔本身一次，以酬尔功”。
武将犯罪以战败居多，通常对朝廷权力的更迭没什么关系，但文臣能犯什么大罪需要拿丹书铁券来免罪？那几乎无外乎政争引起的权力更迭了。
换句话说，高务实要是拿到一块丹书铁券，那就意味着申时行哪怕找到一次能够直接把他搞下去的机会，这机会也几乎白给——把丹书铁券上缴就完事。
找高务实一次机会就已经难于登天，申时行到现在还没看见影，还指望找他两次致死的机会？所以张诚说“将来元辅想要动他，那可就比如今难上百倍了”，这绝非危言耸听。
归根结底，在于武将并非掌权派，丹书铁券在他们手里也就那么回事；而文官是掌权派，拿着丹书铁券基本上相当于多了一条命，这就太难搞了。(以上特指嘉靖朝重申丹书铁券特权以后。)
正是因为嘉靖的重申，到了天启朝的时候，只手遮天的九千岁魏忠贤望着如英国公等人的不配合也只能干瞪眼，这就是嘉靖以后丹书铁券威力的明证。
因为它的作用其实已经不仅是免死，还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权力象征，使得“与国同休”真正成了一种所有人都认同的思想，形成了惯例，拥有了惯性，而不仅仅只是一句口号。
面对张诚如此直截了当的话，申时行沉默片刻，终于下定决心，道：“此次西北之乱由其所平已成事实，无法挽回，为今之计，只能竭尽所能，阻止其顺利封爵耳。不知秉笔可有妙计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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