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在原历史上，从万历十一年七月到次年三月，八个月时间里，海西女真人在边境和大明交易二十六次，售出人参1733.75斤。万历十一年至万历十二年，仅大明朝廷为购买人参就付出了白银三万两。
以上这两次交易还只是官方收购，不算数量更大的民间贸易。所以为减轻国库压力，降低人参价格，原历史上的大明朝廷就曾一度关闭边市，导致建州女真积压的十多万斤人参全部烂掉。
这里头还有一些其他事，眼下暂时先不详说，总之在纠葛不断的人参贸易中，女真渐渐集聚起了对抗明朝的力量。
鞑清入关后，其皇室继续将人参贸易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清初，皇室在东北设有专门的采参组织“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八旗王公也被允许派人到指定的山上采参。私人采参被严厉禁止，甚至有“采参处如遇汉人，一概缉捕”的诏令。
乾隆年间，为加大对人参贸易的控制，又成立了“官参局”。规定凡进山采参的民众，必须持有官府发放的凭证。官参局收上来的人参，部分上品供宫中使用，部分交给内务府售卖或处置，剩余的才卖给参商。
清朝的人参管理制度极为复杂，但归根结底，其制度保证了东北人参贸易的利润，大部分落入皇帝私囊——最多时，数额达到每年100万两白银。
朝廷垄断人参贸易，其结果就是参价的暴涨。比如，在江南地区，内务府指定“江南三织造”(江宁织造、杭州织造、苏州织造)、粤海关等为人参特许经销商。这些官办经销商不遗余力哄抬人参价格，于是到了乾隆中期，人参价格已达六百至八百两白银每斤；嘉庆年间，更突破至两千两白银每斤。
参价的暴涨，是与人参的神化相辅相成的。生活在乾隆时期的医生徐灵胎，曾经写过一篇《人参论》，提到时人存在着一种“因人参价格高而迷信其疗效”的心理：“夫医者之所以遇疾即用，而病家服之死而无悔者，何也？盖愚人之心，皆以价贵为良药，价贱为劣药。”
这段话的大意很简单：患者觉得参价既然这么高，那人参自然是最好的药。医者也乐于利用患者这种心理，动辄给他们开人参吃——患者吃了人参后，病情好转当然是人参的神妙，若病情仍不见好转，也不会埋怨医生。因为在他们看来，人参治不好的病，那肯定就是真治不好了。
嗯……后世某些所谓气功大师，对这种思维的利用也是很到位的。
其三则是鞑清皇室大量服用人参，对民间起到了示范效应。大量上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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