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国诚的家庭，是那个年代常见的那种看似“没问题”，实则问题重重的家庭。
父亲段松青是岳阳新城实业公司的职工，在邻居和同事眼里是个老实人，不抽烟不喝酒不应酬，工作认真，为人正派。母亲是家庭妇女，不善言辞，存在感极低。一家三口住在岳阳楼区一片老居民楼里，日子看起来和周围千百个家庭没什么两样。
但门关起来之后却是另一回事——父母长期不和，吵架是家常便饭。
段松青脾气暴躁，这一点在后来的调查中被反复提及。邻居说的“老实人”和卷宗里写的“动辄对母亲拳脚相加”，并不矛盾。那个年代有太多这样的父亲：在外面讲规矩，在家里发脾气；对外人是好人，对家人是暴君。
段国诚从四五岁起就习惯了在争吵声中入睡，习惯了母亲被打后压低的哭声，习惯了第二天早上父亲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出门上班。
没有人向他解释过发生了什么，没有人问过他怕不怕。他学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不看，不听，不在乎，直至麻木。
一家人多年不在一张桌上吃饭。母亲把菜夹到自己碗里，说“你们先吃”，转身进了厨房。父亲喝酒喝到一半，把碗一推，起身去了隔壁屋。
最后桌上只剩段国诚一个人，对着那盏昏黄的灯泡，夹着已经凉透的青菜。
他在中间坐着，左边是厨房里母亲洗碗的水声，右边是隔壁屋里父亲摔门的闷响。他学会了安静地吃饭。不剩饭，不发出声音，不等任何人。
这种环境对一个孩子的影响，在后来的审讯和调查中被反复分析。父母的不和、家庭暴力的日常化、情感回应的彻底缺失，共同构成了一块劣质的土壤。
段国诚的童年没有提供任何关于“正常人际关系”的模板：他没有见过夫妻之间如何好好说话，没有体验过被父母认真倾听是什么感觉，没有学过在害怕的时候可以找谁。他学到的是，恐惧是要忍住的，眼泪是没用的，求助是没有人会回应的。
小学期间，段国诚在老师眼中的形象是“内向，不合群，不惹事”。他不打架，不闹课堂，成绩中下。老师叫他回答问题，他站起来低着头不说话，老师等几秒让他坐下。
他后来跟审讯他的警察说，他从小就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同学会说“我爸带我去公园了”、“我妈给我买了新衣服”，他说不出来。他能说的只有“嗯”和“不知道”。时间一长，同学们也不再问他了。
一个孩子的社交能力是在家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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