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发一些钱，也只剩下了“到余姚就安全了”这种说辞。
“可叹！可悲！我大明养士近三百年，居然到此名士只能用武人的粗鄙之法来鼓舞人心。”张煌言虽然意见很大，但他确实也必须承认，除了发钱和忽悠之外，已经没有别的挽回士气的办法，至于讲那些忠君爱国的大道理，普通兵丁听得懂么？
封建时代上下阶层隔阂和疏离的恶果在此得到充分体现，虽然上层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作为牢不可破的道德律条，无奈底层小兵关心的只有谁管吃饭、谁发饷银。像戚家军那种教导小兵认字的同时还灌输爱国思想的军队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中，而明末的明军……看到他们变节后作为绿营兵砍人砍的多么性起就知道这“忠诚度”值几文钱了。
弘光元年的张煌言毕竟只有二十五岁左右，和后来那个东奔西走集结义军搞的满清江南鸡犬不宁的抗清领袖还有很大的距离，但是人杰到底是人杰，现在的张煌言已经在某种意义上意识到“大义”的虚弱，而看似粗俗的“利益”其实最管用不过。后来张煌言与郑成功合作，四处招徕义军反清复明，也是基于这样一种觉悟，如果他还是那种秉承“大义”决不动摇，坚决认为“利益”太俗不上台面的话，那么义军怕是只存在于意淫之中了。
多多少少迈出了觉悟第一步的张煌言，目前也只能随军继续向东进发，浙江水运发达，大批的物资都需要通过船只来运，而当船队的前锋终于和一些打着“定海伯”旗号的小型战船接触的时候，张煌言总算放下了一半的心。这时候暗暗叫苦的反倒是黄氏三兄弟，因为他们现在用脚趾头都想得出来定海伯已经全面接收了余姚县城的防卫，换句话说，真要出现将领跋扈搞兵变，挟持监国的事情，那么……那么他们还能有什么办法？
明代土木堡之变后文官压制武官的倾向，到崇祯末年彻底崩溃的时候终于得到了“扭转”。当嘴炮无敌的文官们发现自己终于压不住手握重兵、骄横跋扈的武将了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乱世的规则就是谁拳头大谁牛逼，如果你不服……那只能被大拳头锤死这一条路了。
黄氏三兄弟当然不是智商欠费的腐儒，相反，他们非常知道避其锋芒，积蓄力量的重要性。武将再怎么跋扈、再怎么蛮横，由于政务能力的欠缺，是无法离开文官而存在的，待到明朝复兴，天下太平之日，自然也是武将不情愿也没办法地交出权力之时。应该说黄氏三兄弟的想法很对，也很具有可行性，他们唯一没有预料到的，就是对手已经改换了老板，以及这个新老板出手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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