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尖落在纸上，继续写。
弗朗西丝从怀里取出一把小尺——黄铜的，可以折叠，是裁缝用来量衣料的那种。她蹲下来，轻轻托起死者的下巴，把那把小尺凑到那层薄薄的青茬旁边。
她写得很慢，一边写一边想。
尺子是什么样的？她见过母亲的裁缝尺，黄铜的，一节一节可以折起来，收起来只有手掌长，拉开有一尺多。弗朗西丝应该也有这样一把尺。她住在阁楼里，穷得很，但有些东西，她一定会备着。
她继续写：
她量了三遍，确认自己没有看错。
一毫米。不到。
她站起来，转过身，看着站在门口的那个年轻人——死者的继子，遗产的唯一继承人。
墨干了。
她停下来，又把笔伸进墨水瓶里蘸了蘸。这一次蘸得少了些，笔尖在瓶口轻轻刮过，正好。
她继续写：
“你最后一次见你父亲，是什么时候？”
那年轻人愣了一下，眼神飘忽了一下：“三天前。我说过的。”
弗朗西丝点点头，把尺子收起来。
“那就奇怪了。”她轻声说，“三天的时间，胡茬应该长出将近一毫米。你父亲下巴上这些，最多只有半天的量。”
她写到这儿，笔尖又有点钝了。
玛丽叹了口气，把小刀又拿起来，再削几下。这次削得更小心，刀锋贴着笔尖转，削下来的木屑比之前更细。她吹了吹，把木屑吹到地上，又蘸了蘸墨。
继续写：
年轻人的脸色变了。
“半天的量。”弗朗西丝重复了一遍，目光平静地看着他，“也就是说，他死的时候，是刚刮过胡子的。谁给他刮的？”
没有人回答。
但弗朗西丝已经不需要回答了。
她写完这一段，放下笔，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她看了一眼窗外的天色——已经快半夜了。
她把那几页纸拿起来，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字迹还算工整，没有墨团，没有刮破纸。弗朗西丝站在那里，手里拿着小尺，眼睛看着那个年轻人。
她喜欢这个画面。
她把那叠纸收好，压在枕头下面，吹灭蜡烛。
明天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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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苏格兰场
同一天夜里，詹姆斯·雷丁顿督察正坐在他那间狭小的办公室里，对着一盏昏暗的油灯发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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