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地板上，身边摊着五六本书。她没有点蜡烛，就着窗外透进来的最后一点光，继续读。
她读到一位作者——也是男性——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口气写道：
“女性之理智，本弱于男子。其思维，偏于感性，缺乏条理，难以进行严谨之推演。故女子不宜深究学问，不宜从事著述，不宜参与公共事务。其天职，在于相夫教子，主持内务。”
又一位作者，语气更温和一些，但意思差不多：
“女子非无才，其才在细腻，在体贴，在温柔。若强令其攻读艰深之学，则如以绣花针劈柴，非惟无功，且伤其器。女子之智，宜用于家事，不宜用于世务。”
还有一位，干脆是嘲讽的口气：
“近日偶见一女子所著小说，翻阅数页，但见满纸情痴，毫无理趣。女子作文，不过如此。幸而彼等不治史学、不涉政论，否则世间将多几许谬论矣。”
玛丽把这本书合上的时候，手在发抖。
她想起上辈子读过的一篇文章。那是很多年后的事了——两百年后。那时候的女性，可以上学，可以工作，可以投票，可以写书，可以当律师、当医生、当教授。那时候的人们，读到这些文字，会惊讶，会愤怒，会说“那个时代太可怕了”。
但那些文章里写的，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
现在，她就在“很久很久以前”里。
这些文字，不是历史。是此刻的现实。是活生生的、正在发生的事。是她的姐姐们、她的妹妹们、她自己将要面对的未来。
——
蜡烛不知什么时候被点亮了。
玛丽抬起头，发现班纳特先生站在门口，手里举着烛台，正看着她。
他的脸上没有惊讶，也没有责备。只是看着她，看着地上摊开的那些书，看着她膝盖上那本翻到一半的《女性境况考》。
“晚饭过了。”他说。
玛丽没有动。
班纳特先生走过来，把烛台放在桌上，低头看了看她正在读的那一页。
“‘女子之理智，本弱于男子’，”他轻声念出来，“你在读这个。”
玛丽点点头。
“读得懂吗？”
“有些懂。”玛丽说，“有些不太懂。”
班纳特先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在她对面坐下来。
“那你觉得，”他问，“他们说得对吗？”
玛丽抬起头，看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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