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且先不论漕运体系如何糜烂，明朝对漕运的依赖是前所未有的，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它还是北方首都和富庶江南之间唯一的交通路线。
地处北方的政权对富庶南方的掌控，就是通过‘贡粮’的形式来证明，这也是大运河存在的价值。
只是令人感到迷惑不解的是，也是刘一焜作为掌实权的工部尚书那么多年来，在与各级漕运官员打交道的过程中，领悟到的一些‘奇怪’的地方：比如，没有谁不认为漕运是一种具有很多‘优点’的制度，因为它能带来稳定的收入，而且这一优点早就被广泛的认可，以至于对于它的负面影响都选择性被忽视。
尽管漕河的承载能力有限，每年也就在四至五百万石之间，但为了这有限的承载能力，却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而且这种代价，绝没有使整个国家的经济活跃到令人满意的程度。
还有一点令人不解的是，历朝历代的君臣，都固执的坚持着朱元璋所定下的‘祖制’，即便时代已在发生巨变的情况下也不愿意去做改变，或者说无力改变。好比巨额白银的流入，实际上早期确立起来的财政制度已经不适应白银的广泛流通。
就拿漕粮来说，额定每年在八百万石，但实际也只有四百万石可以通过漕河运输到京城，而另外的四百万石就只有兑换成钱币缴纳，此谓之金花银。起初规定是一石米兑一两银子，一旦小麦兑八钱。
在实行二十年后，又下降成为四石粮食兑一两银子，这只是一项暂时性的措施，目的在于缓解百姓拖欠税款的压力，但是却在正统元年的‘兑换法’颁布之后，这一兑换率被继承下来。
实物征收也存在问题，因为有高昂的附加税在里面，其结果就是缴纳过高而导致逋赋严重。所以，无论从实物征收还是钱币征收的财政制度上，都能看出漕运的弱点，在其繁荣期，粮食的盈余并没有带来什么显而易见的好处，反而助长了腐败；而萧条期，总产量的不足也不可能促进漕运经济的发展。
这就像国家的财政税收制度的制定，始终是围绕着漕运体系来的，换句话说，在某些方面，其实漕运也制约了税收的征收和管理。
当然，这样的财政制度肯定会导致国库收入的减少，当历朝历代的君臣们在讨论如何增加国库收入时，似乎也没有人建议说金花银要跟随粮价的兑换比例，当然金花银最终也并没有进入国库而成了皇帝的內帑。
然而，公共财政政策的错误会最终导致国家经济结构的失衡，在形式上最终表现为金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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